高等教育办学者应具备的精神与风范。希望那些甚至连邀请政治人物入校点评都要对付学生的校方比照以后能有所感悟。

老校長高錕

    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

    你看那些學生，畢業典禮總是人人手抱一隻毛毛熊，不說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呢。至於老師，不是不 好，只不過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局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一大堆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 了，許多大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隻去捧場；學術沙龍？那是甚麼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幫的笑話，瞭解到整個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看，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拿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坦白講，當 年我唸書時可不以為他有這麼厲害；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個同學是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前在報上發了一篇 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裡有一句“校長任內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他還接受中國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高錕的舉動激怒了，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現，堂堂一校之長，怎能這麼容易就被統戰？

    怎麼這麼迫不及待跑出去向未來的當權者示好呢？於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會發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台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的表情，明顯不好。

    後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因為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很不要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那一天，他們衝上去圍住他，塞給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麥克風，意思自然是要他閉嘴。現場一片譁然，他的表情？還是不太好。

    後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者：“懲罰？我為什甚麼要罰我的學生？”

    畢業之後，我才從當年幹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裡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 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 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

    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日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裡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星洲日報·言路》  2009.10.19

再說老校長

    上個月，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蘇妺，因為“她以自己的生 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82歲，連字都不識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要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人生路上遇到困 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學堂三寶”之一的稱號。

    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眾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不管他們的頭髮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麼親近過了。8年裡頭，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天和幾個同學從圖書館 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前面，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 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做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前一陣子，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 居然大談甚麼“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裡講包容？”

    聽說高錕得了輕度老人癡呆症，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

    但我是多麼多麼地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我們畢業之後，偶爾在街上碰見他時，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

《星洲日報·言路》  2009.10.23

……二十二年前，我参加高考，对于全家人来说，如何选择我的志愿当然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的父亲毕业于英语系，但是一直在对外经贸领域工作。这是一个在当时首屈一指的热门行业，我的很多同学就是以此为首选志愿的。但我的父亲完全没有子承父业的俗见，彻底尊重我的志愿。父亲甚至还邀请了所在单位的一些四九年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一起为我出主意。此后，无论我身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我的旅程平坦还是坎坷，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我的父亲一直默默地、有力地站在我的身后，为我这个不成才的儿子承受了太多太多。同样为我操够了心的，当然还有我的母亲。如果真有来世的话，我希望我们还是一个家庭。

……不会再有比在北大追随恩师季羡林先生更幸运的事情了，有这段记忆伴随着我的人生，我深深地感谢上苍。恩师和我当然是师生关系，但是，同时还有一份浓郁的祖孙之情。在那些岁月里，我完全是恩师的事业、恩师的家庭的一份字。这里收录的四篇文章，并不是我发表的和恩师有关的全部文字，还有更珍贵的、更足以反映恩师风骨的记忆，我还不能、也没有行诸文字。

        今天已是九十五高寿的恩师，身体依然非常健康，精神依然非常健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大幸。然而，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上苍对我个人的恩赐和眷顾。恩师是我这艘飘零小舟的缆绳。恩师系着我，使我心里永远有岸。

……我坚信，恩师自己多次讲过的“相期以茶”绝不仅仅是相期而已。对我而言，季门立雪更不会仅仅是一个书名。

学品如人品，这是一句流行于学术界的格言。作为学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历史学领域，似乎对一个史家的品德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值。所谓史德，并不仅仅表现为历史学家工作方式的持以公论、秉笔直书，更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史家不以骄矜之态傲视时贤与后辈学人，做一个经纶满腹而待人以诚的谦谦君子。谦和而不虚伪，坦荡而不阿私，内敛而不自负，应该是大学者所秉持的德性。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地说他穷尽了学术真理，后人只是他辟出的学术土壤里做简单的劳动。学术研究，尤其是史学研究，誉口交赞的，是那些宽厚而望重的长者。

—— 摘自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 郑天挺学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页216。

吴晗无疑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这并不是说他成为“文革”时期最早的牺牲品就意味着悲剧。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如果吴晗不走从政之路，而始终在明史研究领域耕耘，那么他在史学上的成就当会更大。从《朱元璋传》到《读史劄记》，是吴晗成熟型的史学论著。建国后的20年，因为政务缠身，积极提倡写史论性的杂文，组织历史学的研究工程，热衷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以及从理解政治入手搞有关海瑞的戏剧创作，使吴晗的学术研究基本上处于荒废状态。……知识分子离不开笔杆子的写作情结，使得吴晗具有无法改移的士人器质。从这里我们约可窥视出吴晗的书生悲剧之所在。与吴晗不同的是，罗尔纲一辈子是一名学者，他始终在研究机构供职，在政治的边缘活动，保持了一位学者的纯粹性，同时也保持了研究的纯粹性。罗尔纲著作等身，在96年的人生岁月里，撰写了40多部著作，1500多万字，仅洋洋四巨册的《太平天国史》就达150万字，为20世纪中国史学贡献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作为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罗尔纲桃李满天下，国内外大凡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者，皆接受过罗尔纲著作的启迪和教诲。这是吴晗所无法企及的。

—— 摘自王晓清：《学者的师承与家派 · 吴晗与罗尔纲》，页271。

案，始终记得一位前辈曾经和我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没了人品，学问也不会大到哪里去。这些日子，仔细地反复咀嚼着这句话的含义，越发觉得有道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而我想，凡有人群处，必有人事扰。任何领域都该是如此。学者，一旦成为了政治势力的附庸，也只能说是他自身的不幸，学界的遗憾。很仰慕，也很敬佩那些会真心提携后辈的先生们，他们博大的胸襟足以与他们的精深的学术成就齐辉。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受命不迁。陈寅恪、郑天挺、谭其骧、黄永年、卞孝萱、周勋初等诸位先生穷一生奉献给学术，他们感人的教学事迹时时萦绕脑海，心里想，本科之后，未知自己未来有没有那个缘分和福气再受教于如此的师门之下了？

6月，确是一个硕果累累的季节。我校辩论队历史性地勇闯全国中学华语辩论赛决赛圈，带回了全国亚军的殊荣，为校争光。作为全程陪伴，一路走来看着这群孩子成长的指导老师，心里自然是倍感欣慰。获奖固然是件好事，然从同学们身上，我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群策群力所发挥的团队力量；能够带到一支向心力、凝聚力强大的队伍，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喜事。

对于辩论队，我一直有着一种化不开的感情。高中时期，和几位志同道合的队友合力将“辩论校队”创立，那些为了理想与目标一起努力奋斗的情景，一切欢喜落泪的画面，多少年后在当年的我们脑海中依然历历在目，是回想起来都会不觉莞尔的温馨回忆。大学本科毕业后，有幸回到母校服务，遇上了距离我那个年代有些“久远”的这批学弟妹，刚开始时很担心彼此会有代沟；但是逐渐认识他们后，孩子们对辩论的热忱与执着深深地打动了我，使我仿佛找回了当初峥嵘岁月时的感觉。我常和这群同学说，辩论的朋友是一辈子的朋友。诚然，大家并肩为共同的目标一起讨论，一起熬夜，一起奋战所建立起的情谊，既是珍贵的，也是坚固的。

得奖风光的背后，同学们为了筹备比赛而投入的精力与心血是巨大的。很多时候，人们会对于辩论员的“一往情深”往往会大惑不解，觉得辩论不过是纯粹的口舌之争，毫无意义。具如此想法的人，肯定是从来没机会深入了解过辩论的真谛。通过正规的辩论训练，所要启发的是辩手独立思考与综合分析能力，从而培养其思辩美、语言美、风度气质美的高贵品质：言之有物，持之成理；动之以情，味之得境。我是辩论队出身，大专时期仍有活跃于各项国际辩论赛事当中，起初也只是带着兴趣参与，但是到了学术研究阶段，我才蓦地发觉正是过往辩论的训练为我提供了许多与众不同的切入视角。所谓的“烛幽发微”，就是能在一般人习焉不察之处敏锐地探察出新意。这一点，不单是文史领域，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当年辩论校队创办者之一的戴柏南校友毕业以后经常向我表示法律专业上需要的正是这种深入剖析和缜密论证的思维，当年辩论的日子所留给他的绝对不仅仅是那几座熠熠生辉的奖杯而已。另外，2004年荣获“学海杯”全国最佳辩论员的萧诚俊校友日前在聚会时，更有感而发道：“辩论队里的训练让目前正从事医学研究的我，能够如鱼得水。当其他同学都看着一个课题发愣苦恼时，我却能很冷静地迎刃而解，这全仰仗当年辩论教会我的破题之法。”正确地领悟辩论的精萃，将对于人文常识的认知与口语传播的演绎完美地结合为一，想必是辩论队员们毕生受用不尽的宝藏。

让我最为感动的是这批孩子对于辩论的那番发自内心的热爱，那股急欲提升自我的恳切。比赛期间，大家都很辛苦，但是却享受着那种心心相印的感觉。那几天里，每每我离开筹备场所时，早已是满天星斗之际；可在我回家以后，孩子们却依然能够自发地练习，相互指正，努力把呈现做得最好。即便是候补与陪练员，在过程中也不曾轻松。毕业以后，尽管不时有回来母校带辩论队的经验，然这样认真刻苦的队伍，说实在的，还是第一次遇见。从带这批孩子的过程中，我更一再深刻地体会到师生间的关系往往是相对的，老师怎么对学生，同样的学生也是将如何待之。这一点，只有亲身亲历和学生一同站在作战的最前线上，才能真正体会出稍微可喜之成就的得来不易。

个人一直很喜欢《诗经·卫风·淇奥》中的一句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任何领域的专研都得像工匠加工骨、牙（象牙）、玉、石的态度一样，孜孜不倦，千锤百炼。辩论这条路也一样，唯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精益求精方可真正实践古语所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全国赛获奖的消息传至，似有“忽如一夜春风来”之快感；然而，我想这才是开始，被肯定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传承与突破的工作，如何更好地做到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最后，我在此谨代表全体辩论队员由衷地感谢过去这些年来默默付出，不离不弃的吴美珠老师。因为她的“守巢”，才会有今天的“展翅”。

—— 文摘自 2009年7月份《兴华月报》

近来，拜读了余英时先生的“宏文”〈谈谈季羡林任继愈等“大师”〉（http://ncn.org/view.php?id=75942），结合与之前对于季老学术成就的一些浅薄的认识，兹补充几点个人不成熟的拙见：

中国学术界确实存在过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学者能够因为政治而抬高了本身的学术声望。郭沫若正是最典型的例子。1949年以后，这批人所孜孜努力专研的正是余先生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中所述的“影射史学”：或“以古鉴今”；或将中国历史上的变革/事件都简单地二元分化为“不同阶级间的斗争”。然而，当今天的我们在痛批他们何以不能以“铮铮铁骨”体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同时，又是否有尝试回到当时的时代境遇去思考呢？

换个角度，如果站在这个时间点的我们能够将这一切的思想/作风当成一个时代的产物，再从一个史学发展的角度来分析一段时期的思想嬗变时；是否能在没那么“咬牙切齿”之际，又可以冷静、客观地为学术演变史做点正面的研究？

相较与那些“影射史学家们”，季老在那个年代里又在哪儿呢？蹲坐牛棚里，在被批斗，在被痛殴。最终为了不要使自己忘记了本身在德国的专业，强迫自己在 非人的环境下，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也许，有的人会觉得这样的埋首没什么价值可言，又或季老纯粹是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已；但终究比起那 些在编导《武则天》，杜撰《海瑞罢官》的人是不是又好了很多呢？

当事人的一切痛苦的回忆留在了《牛棚杂忆》，虽然它不是一本什么学术专著，但是毕竟是一位老知识分子用血泪谱成的经历，我们又怎么可能轻易把它给遗漏不提呢？

对于季老的学术成就，余先生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來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 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沒有了。”事实真是如此吗？1974年春，在新疆焉耆县千佛洞附近发现了88页吐火 罗文残卷，季老经过10多年的研究，破译了全部残卷，证实了原来这是一部宣扬佛法，名为《弥勒会见记》的27幕剧本；籍此认为早期的佛教并非直接由印度传 入中国的，而是经过了中亚细亚的中介。80年代以后，季老和其徒弟钱文忠通过论证“佛家的未来佛弥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赛亚是同一个人”，从而揭释了佛教与基 督教的关系。再来，通过糖史的研究展示了古代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会；等等。难道说以上所列举的这一些，都是没有半点学术价值可言的吗？

当然，个人对人们将季老誉为“国学大师”的称号也不敢苟同，甚至也对“散文家”的说法也抱有很大的质疑；但是如果仅仅因为季老在某些特定的历史事件 中保持沉默而全盘否定了他的学术成就的话，我想，那也是一样有失公允的。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习惯用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来衡量某位学者时，会不会也同时 意味着我们还是无法说服自己真正地做到对待学术的“独立性”呢？

所以，个人还是倾向于相信这兴许是余先生的“意气之作”耳。无需炒作。

成熟是：

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
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
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颜观色的从容，
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
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
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
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
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